自己做了斑竹，但很好来这里看看，一则最近工作有些许变动，内容较之前更多；二则，最近始终不得清净，因此还请各位多多包涵。
今天早来上班，新京报又在做活动，1块钱，一份报纸，一代牛奶。说实话，我是冲着牛奶去的，因为昨夜加班至凌晨，早饭没有吃。中午随手翻起报纸，突然被吸引。原来今天（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70周年。翻阅报纸细看先生这一生，感慨万千。感谢先生在民族危机时刻作为几个为数不多的清醒的人努力的唤醒沉睡的大众。但又可惜，先生的一生太短暂，先生的一切作品都留下了，但继承衣钵的人又在那里？
很高兴茶民有了这个地方，更高兴本人自己做了斑竹。希望更多的人来这里坐坐。大家努力吧。
附文1:毛泽东三谈鲁迅活着会怎样:最可能一句话不说
毛泽东1940年1月在延安新创刊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对鲁迅作出了自己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段话，把中国人对鲁迅的评价推向了最高峰，大有盖棺论定之势。
十几年后，经历了中共建政成立以来的多次政治运动，面对着“舆论一律”的状况，一些心有余悸的党外人士私下里传问起这么个问题：鲁迅活着会怎样？传问得多了，最后传到了毛泽东耳里，结果就有了毛泽东1957年的三谈“鲁迅活着会怎样”。
第一次是在1957年3月8日，毛泽东接见文艺界代表时说的：“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33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第二次是在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接见新闻出版界代表时谈到：“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
以上两次谈话内容都可见于《毛泽东文集·第七卷》，而第三次谈的内容则是由鲁迅之子周海婴披露的。他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说：“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个事儿得到了电影演员赵丹的夫人黄宗英的证实。黄在《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一文中说：“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见我们。……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大的会场，……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这毛泽东三谈“鲁迅活着会怎样”的内容，前两次都基本符合《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评价，而第三次则与之大相径庭，因此，有些人就对其内容表示怀疑，认为毛泽东不可能在一年中说出截然不同的评价来，而且以毛的“智慧和风度”，他不会在公开场合说这样的话，因此，这第三次的“罗毛对话”是杜撰的。
谁是谁非？让我们试着辨析一番。
首先，“罗毛对话”发生的1957年7月7日是个什么时候？是在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斗争”正式开始的一个月后，而“反右”的目标就是那些在“整风”中发表了“右派反党言论”的党外知识分子。因此，毛泽东在有大批党外各界名人参加的“座谈会”上说出这样的话，显然意在警告大家不要“乱说乱动”，这完全符合当时的政治运动和他那“伟大政治家”的魄力。而前两次谈话是在1957年3月，当时毛泽东的“双百方针”提出还不久，他正在酝酿“整风运动”，大会小会上不停地宣讲“双百”，因此，在那两次“座谈会”上以鲁迅为例，是要打消人们的顾虑，是鼓励人们说话的意思。所以这三次谈话的前后矛盾完全符合从“整风”到“反右”的“政策变化”，毫不奇怪。
其次，我们不能以那些“主旋律”影视和出版物中表现的毛泽东来领会他的“智慧和风度”。从许多有关毛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是个大开大合、性格鲜明的人物，许多清规戒律在他那儿是无效的，而且当时整个中国只有他是任何话都敢说并能说的。况且，他那些话虽然是公开说的，但却是在控制了范围的“座谈会”上，听众都是一些“高级党外人士”，自然与公开发表、任何人都能看到的“毛选”中的说法是不同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和1957年三谈“鲁迅活着会怎样”，虽然说法不同，但都是服从于他所认为的当时的战略方针的，是“伟大政治家”全盘计划中的一个策略，我们如果过于天真轻信，岂不可笑？
至于鲁迅49年后如果还活着，他会怎样？毛泽东的谈话给出了三种可能：一是因继续像以前一样写而被“关在牢里”，二是当歌功颂德的“文联主席”，三是“一句话也不说”。第一种可能，是真正敬重鲁迅的人们所希望的，但考虑当时的政治环境和鲁迅的地位，似乎可能性不大；第二种可能，虽然有郭沫若的例子在，但以鲁迅的性格看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也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第三种可能，结合政治环境和鲁迅的性格，并考虑高尔基和梁涑溟的例子，可能性最大。
附文2:鲁迅的生死态度和生命哲学肖像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给世人留下的是伤痛和未解的谜团。7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没有必要去费思于“如果鲁迅再活得长一点”的假设，因为对于死生，先生有自己的态度和决定，而生命的消逝并不影响精神的长存。
鲁迅的决绝态度
鲁迅带着大彻大悟的决绝，匆匆归复生命所从来的大化，距今70年矣。“如果鲁迅先生还活着”，其间不知有多少人如此设问，不知包含几多感慨与揣测。还有，20世纪末重新热闹起来的有关鲁迅死因的争议。可惜，无论是耽误说还是谋害论，都没有足够考虑到鲁迅本人的意愿——先生愿意多活一日吗？
好生恶死，人之共性，且以中国文化为甚。“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脚色，愈想长寿，想不朽”（《古书与白话》） ，对此鲁迅痛加斥责。
决绝，除此二字无以概括鲁迅的生命态度。
临死前不久写出的《死》，明确交待了“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对妻儿未来生活也有直白的指点。这正无妨视为鲁迅的遗嘱。看透生死，习惯死亡，实在是鲁迅区别于凡人的本质所在。唯其如此，鲁迅重病时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不遵医嘱，未去休养，病情稍见好转即行写作，活到五六十自以为赚了“外快”。明了于此，对鲁迅病重仍坚持延请医术平平的须藤大夫，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个人对于死亡的态度往往反映了他对人生的态度”，鹿地亘所见极是：“鲁迅先生在临近死亡的威胁下没有丝毫的沮丧，忧愁，他坚忍不拔的意志更加快了工作速度。”(鹿地亘《鲁迅——我的师友》)鲁迅亲身实践了他的生命哲学。
鲁迅生命观的形成
纵观鲁迅的生命观，在三味书屋所受魏晋文学熏陶是其文化的源头活水。魏晋文学充满了“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的生命嗟叹，曹丕倡导“未若文章之无穷”，更是策略地颠覆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序列。魏晋文学的自觉，实乃生命之觉醒。少年时代的魏晋教育早给鲁迅播下了另类的文化种子。
但是，遭遇亲人的死亡更能震撼稚嫩的心灵。
鲁迅8岁时，小妹端姑出生十月夭亡。那时鲁迅已不再懵懂，端姑病笃时他在屋隅为妹妹暗泣。1892年曾祖母去世，无意中撬动了周家老宅的基石。在京为官的祖父周福清(号介孚)千里奔丧回乡，因为周家子弟科考“走门子”行贿败露，被系入狱。生死的惶惑与恐惧从未如此近逼，鲁迅随母亲逃往娘家安桥头避难，大受刺激。介孚公被判斩监候，周家于此进入了长达7年的生死等候的焦灼期。
待死之人命偏硬得狠，而富于青春、韶华之年的亲友却不期然地死去。介孚公系狱的第二年秋，鲁迅的小姑母(康官 )产后患产褥热病逝。父亲承受着科场无望而老父又命在旦夕的双重煎熬，在祖父入狱当年的某一天突然吐血，终于1896 年死去，年仅37岁。两年后，鲁迅赴南京读书，在等候开学期间回乡参加县考，遇四弟椿寿夭亡。
四年后，鲁迅远渡东瀛，留学日本，一待八年，于兹华族危机与生命觉醒形成异质同构，在济世中实现超众以致“不朽”，这是鲁迅的人生设计，“幻灯片事件”是又一起生死事件，它促使鲁迅弃医从文，为的是启蒙民族精神，也为了个人的文学自觉。
西哲存在主义的文思，克尔凯廓尔、尼采、安特莱夫、迦尔洵、望·蔼覃等人的作品，进一步充实了鲁迅的个性主张，为此他拒绝成为革命党暗杀行动的牺牲品。鲁迅对自己有更高的期许。
辛亥革命后，鲁迅北上为教育部部员，经历南北议和，袁世凯称帝，曹锟贿选……这一切让鲁迅深有幻灭感。再加上包办婚姻的失意，时有病痛作怪，家族死亡阴影随之浮上心头，使其倍受煎熬，1924年已成就文名的鲁迅，仍向北大学生李秉中流露了自杀的念头。李秉中亦有自杀倾向，这就叫同病相怜。
鲁迅采取纵酒、学佛、抄碑等方式进行自我排遣、自我陶冶、自我麻醉。在成名后，又以熬夜写作来加速生命的燃烧，此与其师章太炎“速死”之道异曲同工。他所以没有选择显在的自杀，是感激母亲的养育之恩，更因其alsoaman，求生亦是其本能。
从死火重温到花开花落两由之
在北京后几年，鲁迅所作《野草》以诗语纵容阴郁、颓败的心情放任自流，藉此宣泄了他内心的死亡意识，完成了生死的思考，实现了文学疗伤的功能。
但死火重温，关键还在于爱情的力量。许广平闯入他的情感世界，赋予鲁迅新的生机。这迟到的爱，对于鲁迅具有生命拯救意义。除了许广平，还有谁过问鲁迅的生死？为此，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完全站到了学生一边；为此，鲁迅找到了生存的另一理由——“为了我的敌人”。
鲁迅决定活下去，不是想做什么“名人”，而是要“玩玩”。此外，“中间物”的历史定位，作为进化链条的一节，鲁迅也确立了“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写在〈坟〉后面》)的生存方式。
离开北京后，之厦门、之广州，最后折至上海，并且渐渐安顿下来。在教授与作家之间，鲁迅选定了后者，算是将爱好变成了专职。然而，职业作家的自我定位，反倒拘限了鲁迅的自由创作。灵感弃他而去，重写中国文学史亦因纷扰的心绪、资料的欠缺、生计的拖累而只能敛手兴叹。
上海，注定要埋葬这位文化英雄。鲁迅迅速老去，衰老得让萧军初见为之落泪。对自己的衰老，鲁迅一方面有所忌讳，另一方面调整了自己的写作方式。比如，推掉一些稿约，有所不为正为有所作为。再如，文化心态更趋沉静，不再激越于论战。又如，生命转速加剧，想写的就赶紧写。
晚年鲁迅也适当养生，嗜烟饮酒也受到爱妻的有效控制，但往年积劳向晚年鲁迅连本带息索要昂值，鲁迅疾患不断，看病的次数明显增多，但再多不过是敷衍，他自己也是个焦躁的病人，医药仅成安慰剂。鲁迅依旧透支着生命，他在《“这也是生活”……》中已暗示自己将死于“过劳死”。
但这已不是有意找死，只是遇生且活，死来即亡。用鲁迅的话说，也就是“姑且活下去”，“姑活”不同于醉生梦死的“苟活”。因为“姑活”，鲁迅挈妇将雏躲避“一·二八”战火，躲避国民党当局的迫害；正因为“姑活”，鲁迅不惧特务暗杀威胁，毅然前行为“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送殓——鲁迅已是“花开花落两由之”了。
花开花落两由之，是生存命题逻辑推演的必然结果，这也是鲁迅生命哲学的最高终结。
鲁迅创作的生死主题
生死关怀，是鲁迅创作的一个潜在母题。
晚年鲁迅承认：“多伤感情调，乃知识分子之常，我亦大有此病，或此生终不能改”，他认为此乃人之“真情”，“ 无赖子”无之。
那确然是一个生命短促的时代，与鲁迅生命交织又先他逝去的，可以开出一份长长的死亡名单。《朝花夕拾》对保姆、父亲、范爱农深表哀悼之意，面对国民党当局的血腥屠戮，鲁迅更是写出了《为了忘却的记念》，与《记念刘和珍君》合成双璧，深情追悼强权暴政下殒灭的灵魂。他还为《守常全集》作“题记”，为白莽诗集作序，更是带有“纸墨更寿于金石”的用意，花大力气为亡友瞿秋白编纂遗文集，意在接续亡友的生命。
感念逝去的生命，译印先贤的作品，成为极具生命感的鲁迅行为。译印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因原作者死于关东大地震；与郑振铎编辑《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那是在抢救行将消亡的制笺艺术传统。此外，鲁迅作品中还有一些丧悼文字，如《韦素园墓记》、《鎌田诚一墓记》、《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死所》、《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等，还有那没有写完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鲁迅织就《死》、《女吊》等黑焰文字，更是满蕴着自我的生命意识。鲁迅终于走到了他的人生尽头。但他在同生命迁逝的角力中胜出。
我们现在只能假定“鲁迅”这一笔名具有NOTHING的含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鲁迅寓言证实他的如此人生到头来绝非一无所有。
附文3:周海婴：鲁迅究竟是谁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
我作为鲁迅的后代鼓起勇气，在鲁迅走后70年来第一次说出我的想法，发出我的声音。第一次表达我作为鲁迅的儿子对父亲的理解和认识。
我希望能够促进社会各界传播和弘扬鲁迅精神，并且让这样一种鲁迅精神真正地活进21世纪，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社会工作。但我决不是把鲁迅作为我个人的事情来做的，而是把他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事业来追求，中国的未来需要鲁迅，需要这样的文化精神。因为他已经是一种经过一个世纪大浪淘沙所产生的中华民族现代的文化精神和脊梁的象征。我希望这样一个社会性的工作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参与。――周海婴在2006“上海书展”上的讲演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写一篇名为《我想触摸活着的鲁迅》的文章，目的就是希望鲁迅能够真实地活在21世纪青年人的心中，让他活得更好，活得更有意义，更能促进中国社会朝向健康文明的方向发展。
我想触摸活着的鲁迅
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变迁不仅会固化我们的情感，而且也会加深我们对人与事的认识。对于已成往事的20世纪，作为鲁迅的家属，我的感慨不仅深刻，而且复杂：鲁迅在20世纪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他以毕生不懈的努力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文化鲁迅”，这是我作为鲁迅家属的骄傲。
从更广的视野来看，鲁迅作为作家的意义可能还表现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在这个过程中，鲁迅努力实践着传播新文化的信念，同时，他也因为自己不惮前驱的意志而成为了一面具有召唤性的旗帜，对以后那些同样致力于中国进步与发展的有为者而言，鲁迅是令人尊敬的前辈和导师。
然而，从20世纪到21世纪的今天，关于鲁迅，似乎发生了许多变化，有些变化还在持续进行中，这些变化不仅使我感到十分不安，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不安又越来越明显地在我内心转化为对“文化鲁迅”的责任感了。2002年，我们在上海成立了非企业性质的鲁迅文化发展中心，全身心地开始了接近鲁迅的工作，把中心的办公地点就选择在当年鲁迅住过的上海虹口，离他的墓地走路三分钟。在四年的工作中我接触了与鲁迅相关的所有纪念馆，联系了与鲁迅命名的各类学校，对鲁迅故乡和他的所到之处作了大量的实地访问。
此外，我还与一些研究鲁迅的学者、专家取得了联系。在与社会大众的交流中我获得了大量信息。当然，我也接触了很多学生。随着工作的展开和延续，原来那些让我不安的东西越来越沉重了。
在此之前，作为鲁迅的儿子，我天然地拥有与鲁迅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但是现在这种联系似乎已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切断了，我在宣传鲁迅、纪念鲁迅这样一个垂直的系统里，并没有找到那个本应属于我的独特位置。这是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在法理上鲁迅应该就是我的亲人，在感情上也是我的亲人，可是现在却感觉这个鲁迅离我很遥远，好像几乎已经不是我们家里的人了，我背负着鲁迅儿子的重负却几乎不能直率的表白，就是当我把所有鲁迅遗物捐出去以后，我从此就开始被当成了花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家属很疑惑，如果这种权利也被剥夺的话，这还是否符合鲁迅的原意？
假如鲁迅作为一个时代的符号有理由有必要走下去的话，则必须给青年人一个有血有肉的鲁迅。生活中的鲁迅其实是个爱开玩笑、非常幽默和蔼的人。从鲁迅的外貌上来说，我想还他的是这样一个原本的形象，说老实话，我迫切地需要表达我们家属对鲁迅的认识。
“意识形态化”掩盖了真实的鲁迅形象
在已经存在的对鲁迅的认识和理解中，鲁迅的真实形象显得遥远而模糊。现在我虽然在很多地方可以听到鲁迅，鲁迅也还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呈现着，但是这样的鲁迅并不是非常真实的。
事实上，对鲁迅的宣传和纪念始终都与对鲁迅的认识相互联系着。作为鲁迅的家属，我对这一点尤为敏感。
鲁迅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关系是很密切的。因此，鲁迅与现代中国革命历史的关系也就显得格外醒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时间里，鲁迅受到了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的特别重视，鲁迅的革命性开始逾越他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身份而得到了特别的强调。以往很多描述鲁迅的文字也把他刻画成了一个喋喋不休、拿着匕首和投枪的战士形象，形象是双眉紧蹙严峻凝重的，思想是革命化战斗化的，没有个性和生活，其他方面似乎都淡化掉了，只剩这么一个壳，甚至在对这个壳的描述中，也忽略了他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存在，离开了他作为一个最根本的文学家这样一个位置。
我总觉得这样的鲁迅很空洞，我不认识这样一个鲁迅。以后，中国的现行教育体制也把这个特别“革命化”了的鲁迅形象以知识普及的形式传播给了一代代中国人。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中学语文课本里的鲁迅形象也还保留着浓厚的“意识形态化”的特征。这个“意识形态化”了的鲁迅体现更多的实际上是一种实用价值，而他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则被大大地简化了。
此外，对鲁迅的认识和理解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形式，这就是存在于中国各大高校和各研究机构里的鲁迅研究。鲁迅研究的工作也因为历史的原因曾一度被“意识形态化”，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明显变化，出现了很多优秀的鲁迅研究者。我对他们的工作很尊重，因为，他们把主要力量和智慧放在了“还原历史中的鲁迅”这样一个工作上。
“还原历史中的鲁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20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里，鲁迅被严重地“革命化”和“意识形态化”了，以至于完全掩盖了历史中真实的鲁迅形象，当然也就取消了鲁迅作为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巨大的思想存在和文化价值。然而，这种还原的工作，由于研究者个人的立场差异存在理解与认识上的歧见，因而，也就会存在思想上不同见解间的论争。也就是说，学术界对鲁迅的认识是不完全统一的，还处在一个不断还原，以趋于接近那个历史中真实的鲁迅的过程之中。
因此，我的不安显得尤为迫切。根据我的不完全调查，现在青年的一代已经开始淡忘鲁迅了，如果你去问他们“鲁迅是谁？”他们就会说“横眉冷对千夫指”呀，“俯首甘为孺子牛”呀；这都是一个已经“阶级斗争化”了的鲁迅，一个除了用“战士”这个名词来说明以外就找不到词汇来说明的鲁迅。鲁迅在20世纪所作的工作及其对推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意义，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了解。
所有这些都令我十分不安和迷惑，因此，如何让鲁迅活在21世纪青年人的心中，这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共同来关注的大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恐怕首先在于回答“鲁迅是谁”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鲁迅究竟是谁呢？
还原鲁迅的真精神
如果说，“还原历史中的鲁迅”是在追求对鲁迅的认识价值，那么，我所说的要对鲁迅的人格和精神做出概括，则是在追求鲁迅的文化价值和精神意义。
寻求对鲁迅的理解，找寻“鲁迅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关键在于对鲁迅的人格和精神做出概括。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谈谈我个人对父亲的认识。
首先是立人为本的思想。
“立人为本”是鲁迅精神的灵魂。实际上，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就自觉地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推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工作上去了。国族遭受凌辱的历史困境曾使鲁迅十分痛心，这激发了他对人的精神麻木，尤其是中国人的精神麻木的自觉而深入的关注。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无意间看到影像中麻木的中国人，这件事对鲁迅刺痛最深，他在《呐喊自序》里写到：“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只有当具有个体尊严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被确立起来，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才是可能的。”鲁迅在这里讲到的个体尊严和个体意识的觉醒，就是他“立人为本”思想的精髓。
鲁迅讲的个体尊严，代表着现代人的价值理念，这种观念表明每个个体都有充分发展自我、享受幸福的权力，同时，他也完全拥有个人独立思考的权力，这是每个人的天赋人权。人不应该为自己的独立思考遭受损害，这是一种普世价值理念。而个体意识的觉醒则意味着个体对自我的生存价值的关注与自觉。拥有这种个体意识的人会自觉地要求自己活出一个样子出来，他会活得很有尊严，也很有魅力，所以，一个人有了这样的意识，他就具有了真正的勇气，他就可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了。他也就可以拥有“一个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样一种坦荡的胸怀了。所以，个体意识着重于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追求，以及人的精神气度的养成。
拥有了个体尊严和个体生命的自觉意识，也就拥有了鲁迅所说的“自信力”。而这些拥有自信力的人，才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就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所以，鲁迅接着指出：“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觉醒人的个体尊严，激活人的个体生命意识，这是鲁迅人格与精神的首要之点，具有个体尊严和清醒的个体意识是他特别看重的精神品质。
第二是独立思考。
如果说立人为本是鲁迅思想与精神的灵魂的话，那么，独立思考则是他的骨髓，它使“立人为本”这个灵魂获得了支撑。仔细思考鲁迅的独立思考的内容，大概可以包括三个方面：
（一）独立思考体现为一个人如何把“立人为本”的理念真正落实在自己的身上。这种独立思考要求一个个体自觉的人对自己的生命负有完整的责任。在五四新文化时代，像鲁迅这样的早期思想启蒙者特别看重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负责态度。我要过怎样的生活不应该让父母来包办，也不应该由某个外在的绝对权威来支配，我有我自己的选择，这其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东西。它真正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我这样一个人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才是有意义的，对这样的问题，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是有着明确坚定的立场的。
（二）真正的独立思考意味着能够把批判精神体现出来。鲁迅在《野草》中描写了一个举起投枪的战士，这个战士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就是他的自我形象。这就是说，鲁迅是自觉地把批判的重担放在了自己身上的。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斗士。这里，批判的意思是一个人有勇气面对真实的世界，并且不依赖任何外在的权威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
鲁迅就是一个具有这种批判精神的斗士。值得特别强调的是，鲁迅的这种批判目的不是破坏、拆毁和颠覆，而是在于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他的建设性的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应该说，鲁迅对孙中山推翻千年帝制、亲手创建的新制是有感情的，是希望它成长壮大的。
1928年3月16日，住在上海景云里寓所的鲁迅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希望和期待，他才对那些丑恶的、腐败的、麻木的、落后的现象怀抱如此深刻的愤怒。但在这愤怒后面难道不是跳动着一颗希望的心吗？所以，我们说鲁迅是一个为新文化理念去战斗的人。当他看到一切阻碍着新文化传播的力量的时候，他是以合法的、和平的方式来捍卫新文化的，虽然有时候他使用讽刺与挖苦的笔调，但这仅仅是他的一种个人风格，是无可厚非的。
（三）独立思考也意味着文化与观念的创新精神。在拥有深厚封建文化传统的国度努力传播新文化的理念，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创新，是需要用勇气来实践的一项人类壮举。鲁迅首先是思想家。这是我们一开始就特别强调的。鲁迅强调在思想与文化观念上的创新，是在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基础上的更高程度的创新。同时，也要看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也必须依赖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思想和文化创新的意识。所以，文化和观念的创新既是基础性的创新，同时也是主导性的创新。
第三是拿来主义。
鲁迅是一个在文化上积极主张拿来的思想家。拿来主义就好像是鲁迅精神与人格的眼睛，体现的是他的气度、视野和眼光。他在《拿来主义》一文中这样写到：“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这“送来”的历史就是被迫、屈辱的历史。
何以打破这被迫和屈辱呢？那么，就首先需要去拿来。所以他说：“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体现的是文化的气度、视野与眼光。他是一种主动积极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的拿来主义，他的立场是完全中国的。他是脚踩在中国的大地而放眼世界的，一切拿来的东西都是为了我们自身的自强和壮大。所以，他与崇洋媚外是势不两立的，也不赞同无选择的乱拿。
第四是韧性的坚守。
韧性的坚守是鲁迅精神的手和足，它是对上述三个方面的积极而坚持不懈的践履，是观念落实在行为上的具体过程，是一步步走、一点点做的持续不断地努力和进取。所以，鲁迅的韧性，体现的是一种坚守的精神。它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长度，二是强度。所谓长度，就是指每天的工作从不懈怠，所谓强度，就是指每日工作的辛劳与效能。
鲁迅在他的《野草》中有这样的句子：“是的，我只得走了。况且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可恨的是我的脚早经走破了，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那“前面的声音”其实也就是他自己内心的声音，这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生活的真实写照，持之以恒，进之以猛，把坚守贯穿于生命的整个历程，一个人能够拥有这样的人生，就足以令自己欣慰的了。
所以，我们理解的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在他弥留之际，是没有什么悲哀痛苦的，因为在他的一生中他尽可能做自己想要做的事，而且做得那么好，鲁迅在自我完成方面是足够欣慰的。一个人能够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历程中把自己做成，这是多么精彩，他怎么会感到悲哀呢？所以，筹拍40集鲁迅电视剧，我就对编剧们说，不要把鲁迅的弥留之际描写得很悲哀，他应该是豪情满怀的。
从鲁迅身上我们可以看出，要做到韧性的坚守，就要面对三个东西：暴力、权力和软暴力，应该说，鲁迅对来自这三个方面的压力是做好了足够的精神准备的，所以，他从来没有被暴力和权力屈服过，更没有被软暴力所腐化和动摇。尤其是软暴力，更有当今的现实意义。要知道，鲁迅当年的生活是很精致的，他当年的生活大概仍然是今天很多人追求的梦想，但是鲁迅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拥有这样的生活就遗忘了自己对社会的使命，他对自己的使命和自我完成是充分自觉的。
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拜金主义思想很严重，对青年一代影响很坏，一个孩子在家里总是养尊处优，害怕困难，遇到一点点挫折就受不了，这很成问题。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软暴力处处显示威力的时代，如何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使每个生命个体发育成型，拥有健全的个体生命自觉，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以上我谈了我的不安和迷惑，谈了鲁迅的精神和人格，这是在沉思良久后，我作为鲁迅的后代鼓起勇气，在鲁迅走后70年来第一次说出我的想法，发出我的声音。第一次表达我作为鲁迅的儿子对父亲的理解和认识。我希望能够促进社会各界传播和弘扬鲁迅精神，并且让这样一种鲁迅精神真正地活进21世纪，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社会工作。但我决不是把鲁迅作为我个人的事情来做的，而是把他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事业来追求，中国的未来需要鲁迅，需要这样的文化精神。因为他已经是一种经过一个世纪大浪淘沙所产生的中华民族现代的文化精神和脊梁的象征。
我希望这样一个社会性的工作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参与。我在2006年策划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以纪念鲁迅逝世70年。对这样一个社会性的事业而言，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我提议将2006年作为“普及鲁迅元年”，希望以此作为新的起点，把这一工作持续、有效、深入地开展下去。（本文为作者在2006“上海书展”《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发布会上的讲演）（文/周海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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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婴小传
1929年9月生于上海，1952至1960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60年起在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工作。现任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另任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理事长，绍兴鲁迅纪念馆、厦门鲁迅纪念馆名誉馆长，北京鲁迅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顾问，北京鲁迅中学、绍兴鲁迅中学名誉校长，中国鲁迅研究室、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CRSA）顾问等。曾任全国人大第四、五、六、七届代表，全国政协第八、九届委员等职。
